清朝初年，八旗老爷和包衣奴才们都梳着同一种发型，叫金钱鼠尾辫。造型很简单，把头顶中间部分剃光，留下前额和鬓角几缕，和生发广告里那些秃顶的患者非常相似，但也易于打理，基本上是不存在卫生问题的。
后金之所以发型如此怪异，不是因为他们的审美与众不同，而是和这些人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关外苦寒且风大，骑马狩猎，如果像中原的这些文明人一样峨冠博带的话，容易阻挡视线，在快速追猎之时，有很大概率酿成车祸从而伤人伤己。这些部落之人不通王化，不习圣贤之书，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类的文字更是闻所未闻，正因为书读得少，思维就直，前面和四周的头发捣乱，直接剪掉；后面也乱？那就拿绳子捆起来扎个辫子。于是，一个标准的蛮族发型就此诞生。
这种发型对于农耕民族的审美来说，肯定是丑出天际。早在夏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有把犯错误的人剃掉头发作为惩罚的记录，叫做髡刑。当时减掉头发受到的歧视和没有小弟弟差不多，据史书记载：周朝王族犯宫刑者，可以以髡代宫，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宁可受宫刑也不愿意常年披着短发出入于汹涌人群，可以想象出那个时代没有头发，对于一个人的侮辱和伤害有多重！
满清入关之后，开始把剃发留辫提到愿不愿意做顺民的政治高度来看，最先颁布了剃发令。因为政权不稳，所以手段还算是温和，以居委会大妈式劝导和洗脑为主，顺治四年，广州发布“易服剃发令”，是由著名公知文人亲自站台撰写：“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此文一出，让国人忍俊不禁，成为茶余饭后翻牌率最高的笑话。
这就是满清口中难堪的峨冠博带。
劝导不行，那就只能用刀来改变大家的审美了，不挨剃刀，那就只能挨屠刀。满清对发型的式样，做了严格的规范。所谓“金钱鼠尾”，“顾名思义，只在脑后只留铜钱大小的一缕头发，编成辫子要细到能穿过铜钱孔。这个规格关系着发型主人的性命，不能随意改动。
顺治四年，江南浒墅关有个叫丁泉的平民，因为“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尽管他“无奸宄之心”，但终究因为怪异发型“有伤风化”，被地方官含泪处斩，连带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邻居即应拟罪”。
在满清的极力劝导宣传之下，终于实现了全民金钱鼠尾的目标。但满清贵族自身却表现出了对汉服文化的向往与喜爱。从满清十二帝的画像我们就可以看出，满清皇帝的审美是很正常的，没有一个皇帝留着祖传的金钱鼠尾辫，被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满清皇帝们穿着汉服的画像也屡见不鲜。
在八旗老爷们的特权带动下，到乾隆时期，大清人民头顶的头发自留地越来越大，头上的辫子也越来越粗，那时候开始有了大量的外国传教士来华，从这些洋人们的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出，这时候的辫子已经从清初时期的“鼠尾巴”成长为洋人口中的“猪尾巴”了，并成为外国人对于中国男人的主要印象。
晚清时期，焦头烂额的大清朝廷已经没有心思去注意头顶的那点破事，大清男人们头上的辫子也就越来越粗，都以拥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麻花辫为荣，经过这么多年的习惯，没有辫子们的洋鬼子或假洋鬼子们都会被淳朴的乡亲们暗地里所嘲笑。
但辫子粗长也有粗长的烦恼，首先就是背着这样一根“尾巴”非常的碍事，人在前面运动，辫子在后面甩来甩去，除了耽误劳动效率，还影响军队战斗力。在《阿Q正传》里阿Q和小D之间的战斗，从头至尾就是互揪辫子，可见辫子是男人的弱点这一点，在清朝已经是深入人心了。甲午之后，新军士兵们对脑后的辫子就非常不顺眼，以影响战斗力为由直接剪掉。此时，大清早已没有当年“留发不留头的豪气了”，只能装作视而不见。
当然在民间，拥有一根粗长的神奇辫子还是非常有牌面的，毕竟保养辫子需要时间和精力，最初很大程度上都是体面人的标志性道具。富人们有专人伺候，对于辫子的保养清洁工作也非常勤快，晚上清洗过后，还要专门涂上护发的香油。
世人总爱虚荣，富人们的生活方式总让穷人羡慕，会不知不觉地模仿学习。穿不起丝绸，吃不起海味，用不起仆人，难道我还长不出大辫子吗？在互相攀比中，穷人们的辫子也越来越粗，可是穷人需要拼命干活用来养家糊口，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理清洁自己的辫子，还要顶着这样一顶辫子干脏活累活，时间稍久，头发上就满是污垢，稍微一靠近就能闻到特别强烈的恶心气味，如同老鼠窝的味道那样。据晚清来华的传教士记载：味道是令人作呕。
所以在清朝，剃头匠算是手艺人里的辛苦行当，因为剃头的程序不仅包括理发，还包括头发的清洁护理，这就注定要给那些经年累月不洗头的客户清理干净，有相当一部分客户因为从事体力活，或者头发油性，又长久未曾打理，沾满了尘土污垢，以至于和打满了发胶一样，黏在一起无法分开，这就需要用热水烫散后，才能清洗和设计发型.这样的头发，在洗头时散发的味道可想而知！所以在清代，人们普遍瞧不起托尼这个行业，把剃头匠归纳于下九流之列，连娼妓的排名都不如。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就以蓄辫资费浩繁，不美观不为生，还容易被外人嘲笑为理由掀起了剪辫运动，仅三年过后，国人的审美就恢复正常，蓄辫的旧习很快就被革除。
